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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打算抢劫后买火车票去北京 刺死流浪汉练胆

【点击数:3901 更新时间:2013-07-17  陕西咸阳市下面,有一个叫做彬县的小县城。县城里最热闹的中心广场上,6月16日发生了一起命案。一个流浪汉满身是血,躺在广场前的人行道上。警方判断,他是被人杀死的,可是就连办案刑警都想不明白谁会谋杀流浪汉?

  在这个大山环绕的县城,流浪汉被人们叫做“疯子”。警方排查过各地通缉的流窜犯,也怀疑过意识错乱的精神病人,均无果。县城里甚至开始流传,说杀人的一定是高科技犯罪团伙,要窃取疯子的器官,搞人体实验。

  答案比任何一种猜测更令人惊讶。根据一条小线索,在侦破技术的帮助下,凶手的面目从监控录像里一帧帧地“刷”出来那只是5个少年。他们中最大的不过16岁,最小的只有13岁。在昏暗的路灯下,他们几个挤在一起走路,像扭捏着不愿上台演讲的孩子,边走边推搡,爬上广场的台阶,走向流浪汉。

  领头的少年被抓后,告诉审讯的警察,“当时我跟几个伙计,说要抢钱呢”,可是后来几个人胆子小,一直没敢动手,看到流浪汉睡在广场,就说,“拿疯子练练手”。

  粗糙的预谋

  5个少年里,领头的那个叫小龙,今年16岁。被抓的时候,他正在农村老家里躲着。他家村子距离县城大约10公里,没有公车直达。这里很容易辨识:低头看地面,只要还踩着灰色水泥地,就是县城,远一点的地面遍地堆积着黑色煤渣,那是支撑这座县城发展的煤矿区,再远一些,一脚踩着苔藓一脚踩着泥巴的地方,就是小龙长大的村庄。

  小龙见到警察的时候,并没有显得很害怕。他留着光头,黑黑瘦瘦,个子不高,总是昂着下巴。他的脚上蹬着一双蓝色塑料拖鞋,格子衬衣只扣着倒数第二个扣子,就跟着警察走了。

  县城里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少年,这个时候还在为上学忙碌。当地官员喜欢跟人炫耀,这里重视教育,“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义务教育”。可是,一个跟小龙一般儿大的女生说,自己从小在县城读书,年级升得越来越高,老同学却剩得越来越少,感觉上着上着学,班上的同学都渐渐没了。

  女生说,那些成绩好的,大多离开这里,挤去咸阳或者西安的重点中学,卯足了劲要考一个好大学;那些成绩不好的,尽管当地高中把入学标准降到了200多分,可还是有大把人考不上,7门课的成绩加一块都达不到这个数,而他们又不愿意交动辄上万的赞助费,渐渐也都没影儿了。再见到他们,可能是在网吧里,酒桌上,或者在县城马路边游荡。要么就再也见不着了,他们或许去咸阳打工,或许去西安找事儿做,甚至到更远的地方谋生。

  对小龙而言,读完了小学五年级,他就再也没有念过书。小龙爸爸说,儿子跟自己差不多,除了自己的名字,认不得几个字,出门得叫人带着,不然全抓瞎。小龙家6间房,里面找不到一本书,屋里唯一一个带着字儿的显眼东西,只有挂在厨房的海报,上面写着“林志玲”。

  5岁那年,小龙妈妈就跟人跑了。一家人靠爸爸在山坡上种地过活,小龙从小看着爸爸用肩膀担着扁担,踩着泥走2里地的山路,从村里往山上担肥料,从山上往家里担小麦,一亩地有时候得担个五六趟。小龙爸爸今年48岁,就这么担了半辈子担子,现在肩膀都紧实得跟砖头一样,没法放松。

  在审讯录像里,陪儿子来的小龙爸爸双手抱胸,蜷缩着窝在审讯室角落,一副迷茫的样子。而小龙坐在一旁,歪着脑袋,一边用舌尖舔着自己的虎牙,一边跟警察说,他最大的目标,就是在县城迅速赚一笔钱,拿这笔钱买张去北京的车票,然后在那里继续打工赚钱。

 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,他在县城的一家火锅店打过工,可是干了8天还赚不到100块。于是,小龙花了60块钱,在宾馆开了个房间,叫上自己的兄弟,开了个会,商量迅速赚钱的方法抢劫。

  他提出了自己的策略:在县城最热闹的开元广场,趁晚上人们乘凉的时候,见谁有钱就“撂倒”谁,抢光他身上所有的东西,然后用抢的钱打的去西安,买火车票去北京。

  小龙说,他还琢磨过,要是抢一个人钱不够,到了西安,就把出租车司机“撂倒”,接着把车拿到黑市一卖,那样一来,钱应该就够了。

  参与这场抢劫会议的有小龙在火锅店打工认识的同伴,也是自己拜过把子的“兄弟”。长得黑黑瘦瘦的小康排行老五,矮矮壮壮的胖子是老六,他们都得管小龙叫“二哥”。另外两个新入伙的兄弟,是小龙在县城五星级酒店门口打群架时认识的,他管这叫“不打不相识”。

  为了壮胆,小龙到“超值2元店”给每个兄弟买了一把刀,两把圆刃的水果刀,两把尖刃的西瓜刀,还有一把没有刀套的小匕首,留给自己用。

  可一切没有想象中顺利。在宾馆开会的时候,自己的兄弟先闹起来了。同样16岁的小康说起话来文文气气的,他反对说,“这个想法太疯狂了”,年龄最小的胖子也跟着不愿意。胖子今年只有13岁,逢人就说自己是个“人见人爱的00后”,他拒绝别人叫他“小胖”,嚷嚷着要叫他“小乖”。小龙给他发刀的时候,刚刚从小学毕业不久的“胖小乖”闹别扭了,他对小龙说,“为什么要抢人,我不想抢人,我不愿意弄。”

  小康回忆说,“二哥”用兄弟的方式解决了问题。他上前抡了胖子一拳,把刀扔给他,“跟着干!”

  无果的抢劫

  拉扯着不情不愿的胖子,和摇摆不定的小康,小龙出门了。那是6月15日的晚上,天气已经热了起来,广场上聚集着消夏纳凉的人。女人穿上了轻薄的裙子,身上只背着小小的皮包,有的男人只穿着背心裤衩就出了门,把所有随身物品塞进口袋,装得鼓鼓的。

  广场旁边是当地最大的超市,叫做“家福乐”,9.9元一双的运动鞋装满整整一筐,任人挑选。

  如今到这里,还能看见广场前的马路堵车,拉着煤块的大卡车别住了宝马车,双方都在拼命摁着喇叭。路过的商店宣传车贴着大海报,正在举办消夏歌唱比赛,不知名的选手用大音量的麦克风高唱:“我拿青春赌明天,你用真情换此生,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,何不潇洒走一回!”

  小龙说,那天他们就打算在这里抢劫。可他们看着人们在眼前走来走去,背着包的,戴项链的,打手机的,确定了两三次目标,每次走到了跟前,谁都不敢动手,只好一次次退回来,在广场上坐着。

  广场上坐着各种各样的人,带孩子的,遛狗的,光着膀子打牌的,拎着水笔写字的,当然,也有跟小龙看着差不多大的少年,有的三三两两凑在一起,嘻嘻哈哈抽着烟;有的穿着统一的短裙,向来往的人分发附近商店的促销传单耐克专柜新品上市,新款1499元。

  在小龙打工的火锅店,领班厨师长说,他们这些打工的常常聚在一起讨论,什么样的工作“最厉害”。常出现的答案是,好工作在煤矿。在县上不管打什么工,一个月最多一两千块钱,可在他道听途说打探来的消息里,不管是一线下煤矿,还是二线搞后勤,到了煤矿月收入就能上万。不过,这种关于“好工作”的讨论每次都以沮丧结尾因为据说虽然下矿有危险,但想要干这行,也得“有关系”才进得去。

  这些年来,闭塞的彬县因为煤矿积累了财富。这里建起了气派的高楼,马路甚至比咸阳更宽阔。当地宣传干部很乐于向外来的人介绍,他们为教育投入大手笔,花了2.2亿元建造职业教育培训中心,教学楼的门柱子都是比着美国高等学府建的。这个中心在新城区地标性的体育馆旁边,而那也是个大手笔,比着北京建的,“盖出来会跟鸟巢一个样”。

  不过,火锅店的伙计们谁也没去过这个职教中心,他们只在坐大巴车离开县城的时候路过而已。这些恢弘的建筑甚至很少出现他们的讨论中,因为“出来还不是打工,可那地儿还要交钱”。

  在火锅店打工的时候,胖子最爱满屋乱窜,拉人聊天,可是那天在广场上,他却坐在躺椅上不肯动,嘟囔着要回家。几个兄弟里,只有他家住在县城,是个“城里人”。他常在店里那些涂着长长睫毛膏的女服务员面前大声炫耀,说爸爸是个小煤矿主,家里有块小地皮,能自己开采,就光家里那辆拉煤车,一年就能赚上四五十万元。

  一同打工的服务员打趣说,他是“富二代来体验生活”,他只是嘿嘿笑着不说话。事实上,没人知道他撒了谎。他的父亲其实只是县城倒闭药厂的下岗工人。胖子在家偷过家里人的钱,但他在外面干过的最出格的事情,也不过是在火锅店拼盘的时候,勾着领班的脖子,指着给顾客准备的点心,笑嘻嘻地跟他商量,“肚子饿了,让我吃一个吧,行不行?”

  小龙几个人就这样,一边吵吵着,一边坐在广场,一直等到后半夜,等到广场上消夏的人渐渐散了,剩下离他们不远的一个流浪汉,躺在长椅上睡觉。

  广场上只有最后一个目标一个孤身走过的女人。她几乎符合少年们计划的所有要素:穿着高跟鞋跑不快,身上背着包会有钱,现在广场上没别人,抢了可以迅速跑。

  小龙叫上兄弟要动手,可胖子又不愿意了。他没拿出小龙为他准备的刀子,反倒拿出了手机,要打电话回家。小龙把他的手机夺过来,扔到地上踩了踩,然后把胖子从躺椅上推下来,叫他去一边看着。

  可是,还没等小龙他们走到面前,高跟鞋女人就快步走到路边,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,离开了广场。

  盲目的跟随

  倒在一边的胖子看到最后一次抢劫行动也失败了,开始大声嚷嚷,“不弄了,不弄了。”

  “不弄了?去你妈的!”小龙大声吵起来,“你X谁呢还是晃谁呢?你不弄了?赶紧给我滚!”

  凌晨3点后的广场,只有小龙他们5个人,以及睡在附近的流浪汉。小龙拿出事先买来壮胆的刀,瞅了一眼流浪汉,冲胖子说:“没胆儿就赶紧给我滚,再不就过去那边,拿疯子练练手。”

  睡在躺椅上的流浪汉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。在之前的许多日子里,这个广场是他夜晚安眠的绝好去处。当地官员介绍,为了竞争“全国卫生城市”,他们把县城划块,每一块地面都有一个清洁工专门打扫,这其中就包括流浪汉安睡的躺椅。没有人会轰他走,他每天都有干净的躺椅选择,靠马路的,有树荫的,挨着喷泉的。

  可是,这一晚的美梦却被抢劫失败的少年们搅乱了。回忆起那天的情形,小龙和小康跟警察说,睡得迷迷糊糊的流浪汉,从广场看台旁边的木头躺椅上坐起身来,不耐烦地冲他们抱怨:“朝一边儿去,赶紧走!”

  小康把小龙拉到一边,陪他坐着聊天。小康读书不错,小学考过全班第八名,“三好学生”奖状至今还贴在一家5口住着的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墙上。他跟小龙一样,出生于满地长苔藓的村子,但是小康爸爸为了让儿子读县里的中学,举家搬进城。他跑到学校找老师谈话,回来还勉励儿子:“别人念着念着就不念了,你一定要好好学习。”

  搬家的决定对于小康家并不容易。母亲不识字,没工作,父亲虽然在煤矿工作,但每个月只能拿到3000多块钱。小康还有两个姐姐,他们跟父母挤在一间房子里生活,住在县城角落的城中村。

  那地方看上去像个大杂院。在这里,水泥地的县城可以找到长着苔藓的泥巴路,十几户人家挤在一间小院里,每家都用被罩挂在门口挡着。站在院子中央能听到一楼的男人跟女人吵架,看到二楼的住户从窗户往楼下泼水。院子外面是林立的绿树,树下是一条干枯的河,堆满垃圾袋。院子外焚烧垃圾的焦糊味,混杂着院子里做饭的炉火味儿,不远处山上跑着的运煤车则不停地摁喇叭。

  “娃根本在屋里待不住,动不动就要往外面跑。”在切菜板、摩托车和呼啦圈共处一室的屋子里,只有一盏发黑的白炽灯,小康的妈妈捂着脸哭着说。她没读过书,但她一心想让儿子读好书,为此她把印着古诗词的旧挂历整齐地贴满出租屋的墙壁,还到处去请教培养孩子的诀窍。她问过住在隔壁的,街上卖菜的,还有学校外面等着接孩子聊天的,“他们都说不能让娃出去,可是怎么说他都不愿意待,一个劲儿要出去。”

  从今年3月开始,上初中的小康闹着不学了。他坐在父母和自己挤着睡的大床中央,嚷嚷着要赚钱,赖着不出门上学。爸妈虽然反对,最后也只能跟他达成妥协等到秋天,去读个职业技术学校,在此之前,可以先到县上打工。

  小康说,他很快发现,外面的世界没那么简单。有天晚上快两点了,他在跑着拉煤车的大街上,看到一群男人追着两个女人,不管女人如何呼喊,并没有人去帮助她们。

  “我觉得外面社会太乱了。”在警察面前,小康扭捏地选择靠着墙根的角落坐着,耸着肩膀,用手掌摩挲着自己的膝盖。他在火锅店打工认识了小龙,跟他拜了把子。“我就想跟二哥他们……我们发誓,以后相互罩着干。”

  但对“二哥”提出的抢劫,小康说他没同意。他说,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用刀子,之所以会跟着出来,只是因为他不想忤逆小龙这个“二哥”,想什么都跟着他。

  无解的出路

  准备了一晚上,什么都没有抢到,小龙不太能接受这场抢劫计划的失败。他说,当时身上已经一毛钱都没有了,可是,他迫切地需要钱,去买一张火车票,离开这个地方。

  小龙想去北京,一个他第一次见到地铁和电梯的地方。不过,他已经不太记得该怎么去北京了。两年前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,还是老乡带着他,逃票坐上了火车。

  在陌生人面前不爱说话的小龙,总是绷着一张脸,额头上勒出与他16岁年龄不相搭配的抬头纹。但是只要一说起普通话,一说起北京,他整个人都放松了,偶尔还能露个笑脸。

  他对北京生活的印象,只有三个字:“好着嘞!”他在北京当过后厨,做过保安,还在肯德基做过冰激凌。在他的描述里,在北京每个月能赚三四千,还包吃包住,尽管住的只是四五个人拼一间的地下室。他说,自己两年赚了4万块钱,还寄给了爸爸1万7。

  但小龙爸爸说,从来没有收到过儿子寄来的钱,他甚至很少接到儿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。他对于儿子外出打工的事,总是悬着一颗心。娃出门打工的时候,还不到他的肩膀高,两年没回家,再见面已经比自己还高了。不仅个子长了,还学会了抽烟,一天至少抽半包,胳膊上也不知什么时候烙下了一个个圆形伤疤,像是被烟头烫过的。

  小龙爸爸也外出打过工,在深圳给人铺路,干了4年,带着几万块钱工钱,和一身的风湿病、动脉硬化回来了。他回村里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开始给家里盖房子。他把小龙从北京叫回来,要他待在家里看屋子,不愿意他再出去打工,“外面社会太复杂,我怕他出去出事”。

  可是,待在家里对小龙来说太难熬了。在这个小村子,生活只有两种模式,出门种地,回家做饭,顶多再多一种模式,外出打工,回来盖房子。

  如今他家虽然盖起了全村唯一一户贴着亮白色瓷砖的小平房,但姐姐在外地打工,71岁的奶奶要下地干活,爸爸要去地里用扁担挑麦子,白天只有他守着6间空荡荡的房子。屋里唯一的装饰品插在窗户把手上,是两根彩色的野鸡毛。

  从没出去打过工的小康,并不太理解小龙的焦虑。他唯一一次走出彬县,是12岁那年发高烧,爸爸抱着他去西安看病。小康爸爸说,他们在医院门口排队,挂了3天号才看上大夫。夜里抱着小康输液,他看着脸色透红的儿子半夜突然醒过来,在挤满陌生人的挂号队伍旁边来回打滚,自顾自地疯跑起来。照小康妈妈的说法,那次看病耽误,可能把儿子的脑子“烧坏了”。

  小龙说,他很想念在北京的日子。在那里,他在宾馆门口当保安,穿着浅蓝色的制服,感觉自己跟进了“特警队”似的,特有面子。他不会上网,但是偶尔有人请客,带他去网吧的时候,他就只看恐怖片和警匪片,看那些穿着跟自己差不多衣服的警察,在电影里抓坏人。小龙跟审讯他的警察说,他本来的理想,是要当一个警察的。

  在北京,小龙还谈了人生第一场恋爱,女朋友是同在宾馆打工的服务员。小龙说他前前后后给了女孩近1万3,叫她买衣服,或者寄给家里。后来,小龙发现这个女孩早就有男朋友,从一开始就骗了他。但小龙说,他还是告诉女孩,“有事再来找我”。

  但现在,通往北京的道路似乎堵死了。爸爸不给他路费,自己打工赚的钱又少。他在火锅店负责切菜,厨师长常常看到他一个人站在角落,一言不发地切一上午菜,三下两下就能把一整条鱼带着血剁成一块块的,然后就从后门出去,一个人到天台抽烟。

  那个天台上并没有什么好风景。在这个三层小楼的屋顶,环顾四周只有上世纪80年代盖的机关单位大院,门口坐着如他父亲一般年龄的劳工,在马路牙子上等待活计。远处正在盖大楼,一架架起重机轰隆地响着。

  再往远处,就没有别的新玩意儿了。彬县在古代是流放官员的地方,范仲淹就曾经被贬到这里当地方官。除了高楼跟当年长得不一样,放眼望去,四面依然是如围墙一般的山。

  突然的刺杀

  小龙和小康坐在广场上,胖子窝在躺椅的一边。小康劝小龙,“不要弄了”,“跟人家无冤无仇,为什么要伤人家?”

  他们面前的县城,一天当中也许只有这一刻有些许安静。等太阳升起来,广场对面的工地又会响起轰隆声,要盖一栋比现有最高楼还要高的大楼。眼前的马路又会跑起长长的拉煤车和发亮的宝马车。清洁工又会出现,按片区打扫卫生。

  小龙说他很沮丧,抢不到钱,去不了北京,他就要回到水泥地上的厨房干活,或者回到苔藓地上的老家种地。

  少年们叽叽喳喳地吵着。被吵醒的流浪汉又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唠叨。小龙冲着他说:“这广场是你睡的?去你妈的!”

  流浪汉坐起身回了一句:“我在这睡不睡,关你啥事?”

  小康拉着小龙:“不要弄了。”

  可是流浪汉依然骂骂咧咧。他再次准备睡觉,嘴里念叨着:“小屁娃,你妈的!”

  小龙被许多人骂过,上学的时候,考试只拿十几分,被老师骂过,被父亲打过;打工后,打他的人就更多了,不满意他的工头,发脾气的老板,动不动就挥手上来,朝他的头上打。他一直留着光头,直到最近渐渐长出细细的头发,长不出头发的地方,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伤疤。

  在看守所,小龙抽着烟,眉毛瞪得老高,跟警察辩解:“他不骂那话,我绝对不会理他。”

  当时,小龙掏出在2元店买的刀,冲向躺椅上的流浪汉,朝着胸口刺了一刀。根据后来法医鉴定,这一刀直直刺中了心脏。

  流浪汉从躺椅上挣扎起来,边喊救命,边往远处跑。小龙跟在他后面追,结果流浪汉一转身,抓住了小龙的刀刃,跟他争夺起来。

  小康说,那一刻他就慌了,眼看着流浪汉就要抢过刀,搞不好小龙会被刀伤到。于是,他赶紧拿着自己的刀,冲过去帮忙。可是他从来没有动过刀子,他在火锅店的工作是负责摆盘,只要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,就算是工作完成了。

  “我当时想,是用刀背还是刀刃。可是我不想杀死疯子,我只想打昏他,别伤到我二哥就行。”小康说,他冲了过去,拿起刀背狠狠砸了疯子一下,然后拉起小龙就跑。

  临走前,小龙还用刀子砍了一下流浪汉的胳膊。流浪汉彻底瘫倒了。

  和他们一起的两个兄弟从广场后面正在修建的观光台阶跑进了山,至今没有被找到。胖子吓得从躺椅那边跑开了。小康拉着小龙往外跑,小龙栽了一跤,手里的刀掉在广场台阶上,但也顾不得捡了,两个人在水泥地上奔跑,朝长着苔藓的老家方向跑去。

  凌晨3点半的广场,只剩下被刀刺中的流浪汉。他躺在旗杆底下的人行道上,脸朝着天。在这个曾经流放范仲淹的地方,路边墙上刻着《诗经》,街头垃圾桶上写着警句,距离流浪汉最近的路灯,灯罩碎了一角,昏暗的灯光映出灯罩上的诗句,“谁家玉笛暗飞声,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”。

  斩断的生活

  天亮了,负责打扫广场的清洁工,在人行道上发现了全身冰冷的流浪汉,胸口流出的血凝结在地面。没过多久,警察和医生也来了,电视台派了记者拍新闻,看热闹的人们围在流浪汉的尸体周围。

  警方说,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弄明白,广场上被杀的流浪汉是谁。他们不知道他的名字,不知道他的身份。唯一的方法只有等,等到有天他的家人来报案,如果血液能跟流浪汉的相匹配,也许就能知道他是谁了。

  在小龙打工的火锅店,服务员三天两头地换人,领班的厨师长几乎都忘记了小龙他们几个。他知道人人都在聊的广场杀人案,但却没想到凶手是自己曾经的同事。他吃惊地瞪着眼睛,愣了好半天,才回过神来问:“他们杀了疯子……那……那偷的器官到底卖了多少钱啊?”

  他再没见过这几个打工少年。因为胖子只有13岁,被交由父母管教。他的那个并没有小煤矿的父亲,带着孩子举家搬离了彬县。小康爸爸带着儿子,到公安局自首。

  警察去小龙家那个新盖的小平房抓他的时候,老实的小龙爸爸破天荒地跟警察撒了谎,他试图骗警察离开,然后送小龙逃走。可是他拙劣的撒谎技术,被警察一眼看破,他没能保住自己的儿子。

  村里乡亲喜欢凑在路口聊天,小龙爸爸基本不怎么参与。邻居常常以为他家没人,因为他最近总是一个人坐在房子后面,守着摞得跟房子一样高的秸秆,背对着院子抽烟。

  他说,他很挂念娃。可是他已经很久没能跟小龙亲近了。小龙7岁那年,他出去打工,一去就是4年,攒够钱盖房,没多久小龙又去北京打工了。他很久没跟小龙长聊过,甚至都不怎么能见到儿子。

  家里人所有的照片都在一个方形玻璃框里,那是每个人的1寸证件照。小龙的那张还是小学时拍的,洗出来模模糊糊。相框里唯一一张清楚的大照片,是穿着呢子大衣的毛主席像。

  在贴着白色瓷砖的空荡荡房子里,小龙爸爸坐在小板凳上。盖起了新房,却还没有大门,小龙从小玩耍的院子就那么敞开着。这个父亲摩挲着沾满烟灰的手掌,说:“房子好了,娃没了。”

  县城里,广场上流浪汉留下的血迹,在清洁工日复一日的清扫中,已经看不见痕迹。女人的高跟鞋踩过广场前的人行道,孩子用街边少女分发的促销传单,趴在躺椅上叠纸飞机。几个留着长长刘海的少年坐在喷泉旁边,分享着一根烟。

  在看守所,小龙一直昂着头回答警察的问题,只在说起一件事时,埋着头不肯抬起来。他说,杀死流浪汉那天,他想要的真的只是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。他想用这张票,再去北京打工,赚一笔钱,回来给爸爸买一辆三轮摩托车。这样一来,爸爸就不必扛着扁担,一步步走着去担麦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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